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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从两广任上到两湖之后（1889年）很想做成几个类似三峡工程一般的大项目（典型的好大喜功的特点，不过只要是做事而不是做官，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就是好同志），他在湖广任上做的最大项目则是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汉阳铁厂及其他一些相关工厂。他做的事情本身就很有洋务运动的特征，是个引进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却没有华罗庚这样的科学家来帮着运筹，所以效果最后并没有达到预计的程度，不过，无论如何，这个项目的组织就很有些近代项目管理的思路了，我们先在这里对其进行一下大致的论述。
张探花的做项目并不是被聘任后才考虑做的，这一点和我们平时做的项目有所不同，早在抚晋期间，张之洞就认识到进口洋铁非强国之道，萌生建立近代化铁厂的意念，因此，到了湖广总督任上后，建设铁厂成了圆其旧梦的一个举措。
尽管如此，整个建设过程充分反应了项目管理的重要特征，可以说，它具备了项目从启动、计划、实施到收尾的全过程，也包括了我们在这个课里要提到的九大知识体系，也就是所谓的项目整体管理、项目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风险管理和采购管理。
我们先从项目管理的四步曲（启动、计划、实施到收尾）这个角度出发来看整个项目的运作过程。
首先，是要对建设这个铁厂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实际上，他所以就任湖广，主要是朝廷要造芦汉铁路的缘故，这属于可以用于民用交通的一个大项目，而之前的洋务运动多是集中在军事领域，如造船厂等，钢铁一方面可以作为造武器必须的材料（后来我们知道著名的“汉阳造”就是在张之洞的铁厂里生产出来的，为革命军武昌首义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可以作为建设铁路的重要基础性材料（李鸿章后来还买过张之洞厂里生产的铁轨，但是因为质量不行而放弃了，最后还是使用了进口的铁轨），于是，就随着建设铁路的全国大讨论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我们这个有点好大喜功的张探花，在意识到进口铁总是要受治于人的情况下，也希望做大清国炼出第一炉现代化铁水的人。
需求分析是可行性论证里的第一步，当时的需求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朝廷计划要修的铁路，当时有两个取向，一是在北方修，一是在南方修，当然，对于张之洞来说，最好是京广线南段，毕竟这是他任职的地界，而李鸿章当时的希望是在直隶境内开工（詹天佑先生修的京张铁路就是后来的成果），不管怎样，这个需求是现实存在的，而且基于从海外进口的价格昂贵，也是非常迫切的。第二个需求则是来自军方的，因为张自己就是总督，所以，有了铁制品之后再去制造武器（还建设了一个湖北枪炮厂）卖给自己下辖的军队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在他认为，可行性研究的第一步是有了的。启动过程也包括选择项目经理的过程，他选择了蔡锡勇作为这个项目启动时的项目经理，他从广州带过来的亲信。当然，这个蔡经理就要帮助张总督来制订整个项目运作的章程，并开始了一些相关的前期工作，比如选地址、看材料、采购设备、组建项目团队等。
比如，就要考察武汉有没有条件来生产钢铁，冶炼用的高炉中国自然是不生产的，必须从欧洲订购，在他督粤之后，因为提出要在广州城外兴建铁厂的计划，电告出使英国的大臣刘瑞芬及后任薛福成，向英订购了铁炉二座。主要设备有了，但是还需要其他材料，如铁矿石，要考察其产地是否离建厂的地方近，冶炼钢铁需要的焦碳在哪里？是否有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些都是可行性分析里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也许还包括建厂的移民问题？不过在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应该比我们现在更好处理，把人迁移安置好就可以了，估计有不满足者上访也没有什么用。
我们先替张探花考虑一下这些问题，从项目团队的组建这个问题开始，技术人才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奇缺，所以，只有从西方国家引进，但是成本将很高，中国方面可以匹配一些助手级的人才，在当时洋学初兴的条件下，核心人才虽然没有，但是助理还是可以找到的，更何况，从容X开始组织的留学还是为中国带来了一些懂西方管理模式和思维方式的归国留学生，包括陈念仍，后来主要负责管理工作的第二代中国留学生，张探花从两广任上带到武汉来的大人才，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人，回国后一度作为海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也在铁厂有了一席用武之地。而具体负责操作的工人，中国一向不缺的就是这样的人。此外，还有融资方面的人才，当时有盛宣怀这样的牛人，力劝过张探花使用“官督商办”的模式，但是被拒绝了，因为张认为自己可以从政府拿到拨款。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张总督自己属于公司总裁这个级别的人，还得找一个合适的项目经理，让他来带这整个项目团队，我们上面提到了，他选择了自己从广州带来的亲信蔡锡勇（湖北铁政局总办，就是铁厂项目的项目经理）。
于是，从外聘到内聘到招聘，整个人才的梯队算是有了个雏形。
当然，立项总是先从第一个项目启动开始，而且要经过论证，还有报批的手续，光绪十六年四月（1890年5月）清廷批复同意在鄂设炼铁厂。这样，这个项目得以由名为大清集团公司总经理处获得了批准立项建设。
然后就是对整个项目的规划，张总督的计划比较复杂全面，从炼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到钢材厂都是他希望做成的东西，当然，这些需要好几个项目好几个阶段进行，对于第一个项目——铁厂项目，虽然规划的不尽合理，但是也是当年条件下接近合理的一个选择了。最后，几年的努力也真的为中国乃至亚洲建设了第一家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厂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七年。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六日（1890年12月17日）张之洞将此意奏报获准。
而项目的实施是最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大项目，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存在着几个问题，一个是领导的艺术，核心团队的建设，这属于项目中人的问题；然后是项目的范围，到底涉及到多大多深入的东西，还有就是最重要的质量保证，在这个问题上，张总督算是栽了跟头，后面再说，还有信息的通畅，资源的保障（采购或者自制）等等。我们考虑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选址。
选厂址应该属于项目管理纯粹技术性的一个问题，张之洞费了一番周折。作为同僚，李鸿章建议近煤设厂，然而湖北没有大的煤田；盛宣怀建议在大冶近矿设厂，可检查起来有所不便；设在武昌又存在交通不便的问题。综合各方面因素，他看好大别山（今龟山）北麓与襄河（即汉江）之间的一片沼泽地（今武汉国棉一厂一带，据说当年是和尚庙的财产，和尚们为了建设他们的八百罗汉堂而将此地卖给了项目组）。
实际上，有人认为张总督还是喜欢从他的办公室直接看到冒烟的工厂烟囱以享受成就感，所以才会尽量在武汉附近设厂，如果真的如此，就有点象解放后北京的建设一样，毛主席希望看到在北京到处是烟囱，所以拒绝了梁思成对于北京总体规划的建议，那么对于一个成功的项目管理就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结果了：管理项目的出发点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心理上的东西。
光绪十六年十二月（1891年1月）铁厂基建动工，至1893年最后完工，当然，中间已经开始了生产，至1893年的10月份机械设备安装甫毕，前后二年十个月。建成后的汉阳铁厂共有四个大厂、六个小厂。其规模居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此外，厂内还设有职工医院、技工学校。算是在实施上完成了预计的规划内容，接着，应该到项目的收尾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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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立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 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反对变法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群众斗争，并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有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glqz/20070223/23053353356.shtml 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
文/梁小民 作者简介：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是由资本家启动并推进的，走了市场经济之路，最初的投资主要来自原始资本积累。尽管原始资本积累是“火与血”的过程，充满了罪恶，但历史证明，由私人推动工业化是正确的。中国的工业化是由官员启动并推进的，走的是政府亲历亲为的计划经济之路。 私人与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私人投资于工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精于成本—收益分析，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换言之，私人资本家用自己的钱投资，成功了可以大富大贵，失败了身败名裂，非跳楼不可。有这种动力与压力，做起事来不能不认真。官员推动工业化的目标是强国，只要能办成，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况且，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成功了可以在现时升官，未来名垂青史，赔了也不伤及身家性命，官照当，福照享。这不同的路径就决定了工业化的不同命运。 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正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推动者。其结果如何呢？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指导思想错误 在晚清官员中，张之洞是开放的，他想通过办工业来拯救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他担任湖广总督时筹办了炼铁、炼钢、纺纱、缫丝、铸造银元等厂。《清史稿·张之洞传》说他“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一位饱读四书五经，对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经济知之甚少的人，用政府的钱去办工业，会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张之洞想办钢铁业，始于他担任两广总督时。他看到洋铁之入超，一年达230万两白银，遂写出《筹设炼铁厂折》。他委托清政府驻英大臣刘瑞芬与英国谐赛德公司签订合约，制造炼铁大炉两座，日产生铁100吨，并随附炼铁、炼钢、压板、抽条，及制作钢轨的机器，共83500英镑。这一计划中的炼铁厂原定设在广州城外的凤凰岗，而两广地区缺乏铁矿和煤矿，多亏机器运回之前，张之洞调为湖广总督，继任的李鸿章以广东产铁不多为由不办，否则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的。这种偶然并没有改变张之洞办铁厂失败的结局，不过失败的代价不由两广人民承担，而由湖广人民承担。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炼铁厂计划移至湖北，这就有了以后的汉阳铁厂。张之洞以“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的思想来办汉阳铁厂，又对钢铁业一无所知而自以为是，一切由他决断，这就使办汉阳铁厂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耗费巨大的闹剧。钱花得很潇洒，但结果并不妙。这似乎成了以后一切官办企业共同的特点。 技术失误 先来看选址。湖北的铁矿在大冶，这是光绪元年就由盛宣怀雇的英国工程师勘探出来的，并由盛宣怀卖给了张之洞。张之洞把铁厂办在了汉阳，与大冶的运输距离为120公里，每日产铁百吨，所需铁砂的运费就达60多元。而且，汉阳附近无炼铁所用的焦煤。马鞍山的煤虽产量大，但所含灰份与磺质太多，无法使用。江西萍乡的煤是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后才发现的。这就只能用河北开平或国外进口的焦煤。加上运输费用，每吨焦煤要白银16～17两，而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才白银30余两。 把炼铁厂选在汉阳已经错了，张之洞又坚持将厂建在大别山麓。这里地势低洼而潮湿，必须先垫高地基才能建厂。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30余万两白银，相当于包括购买机器及运费在内的建厂经费300万两白银的1/10。手笔是够大的，用钱也相当可观，哪一个私人资本家会做这等蠢事？ 建好了厂要买机器。炼铁炼钢用什么设备是有技术要求的。钢的含磷量超过0.2%质量就不高，容易断，因此，要根据所用的铁矿含磷量来决定采用哪种设备。当张之洞订设备时，刘瑞芬公使就打来电报，要求把铁矿的样本送至英国检验，以便确定制造哪种设备。但这时大冶铁厂尚未开工，张之洞又担心运去矿石耗费时间，只想早日开工，竟告诉对方，什么炉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们中国什么矿都有。结果英国运来的炉子不适用，汉阳铁厂产的钢铁易脆裂折断，不能用于锻制或铸造，制造的钢轨也无法使用。钢铁质量差，价格当然就上不去。光绪二十年，汉阳铁厂的钢铁上市。当时进口钢铁每吨售价30余两白银，汉阳厂的产品每吨23两白银都无人问津。 制度之殇 官办的企业就是官场衙门的翻版。中国社会发展到晚清是官场最腐败的时候。由张之洞办汉阳铁厂，自然又是一个衙门。不懂企业的官员当政，专家就没有发言权。官员任用私人，公款消费，贪污肥己。一位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洋务是绝对办不成的，因为“中国的官员不是在办洋务，而是在发洋财”。无论张之洞个人的品质操守如何，他办的企业是无法避免低效率和贪污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张之洞》。《张之洞》虽然是小说，还是反映出汉阳铁厂之混乱和贪污成风的状况。这样的企业即使没有选址、选设备这些技术上的失误，也注定是要失败的。汉阳铁厂开炉生产仅仅4年，累计的亏损已经达到100多万两白银。无论强国的动机多么高尚，赔钱的企业只能误国。这才有以后将汉阳铁厂转给盛宣怀官督商办。 官员办企业赔了钱自然要政府和纳税人“埋单”。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二省，财政收入有限，清政府财政又困难，张之洞就用币制改革来为自己的错误“埋单”。当时流通的制钱重一钱，铜元重二钱七，张之洞接受陈衍的建议改制钱为当十铜元(即1枚铜元等于10枚制钱)。仅此一项就获利1400万银元。这种币制改革大大增加了货币量，致使物价上涨了10余倍。 张之洞是以“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来从事洋务运动的。这就是要在维护封建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推动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只与市场经济相容，以封建政府推动工业化绝无成功之望，这就是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失败的根本教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