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领域发展很快，如果不学习，很快就会跟不上，电信管理与通信技术发展紧密相关，比如3G，NGN的发展，这些技术都需要管理方式发生相对的变化。”梁老师说，他每天还要读一些通信技术和业务方面的书籍

    而他又习惯于每天7点钟准时起床。梁老师说，早晨稍微活动一下，他会看看新闻，读读报纸，听听音乐

    听到梁雄健老师的名字是很早以前的事情，而初次见到他，则是在前几天的一个上午。北京邮电大学主楼14层的办公室里，这位70岁的电信专家看上去精神矍铄。

    梁老师出名，不仅因为他是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唯一的首席教授，更因为他在电信领域的卓越贡献。作为建国以来国内培养的首批邮电管理人才，梁雄健亲历了中国邮电业改革的全部历程。2003年，在他68岁的时候，梁雄健还被邀请主持了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网间成本结算工作。

    70岁的梁雄健至今还承担着教学任务，每周大约2到4个课时，主要负责给研究生讲课和进行科研。

    很难想象一个70岁的老人会习惯于晚上12点睡觉。梁雄健说，白天在办公室，学生来访特别多，平常还要参加很多专家咨询会议。因此，只有晚上八九点以后才能安静下来读读书。

    “这个领域发展很快，如果不学习，很快就会跟不上，电信管理与通信技术发展紧密相关，比如3G，NGN的发展，这些技术都需要管理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梁老师说，他每天还要读一些通信技术和业务方面的书籍。

    而他又习惯于每天7点钟准时起床。梁老师说，早晨稍微活动一下，他会看看新闻，读读报纸，听听音乐。

    梁老师曾经学过小提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参加过乐队，吹过长号，拉过小提琴。现在也经常搞搞音乐，偶尔也去听听音乐会。”

    首批邮电管理研究生

    1955年，北京邮电大学迎来了一批前苏联教授。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邮电大学，当时还叫做北京邮电学院，只有三个系：有线系、无线系、工程经济系。梁雄健就是在这个时候踏进了学校的大门。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很多前苏联专家都集中在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学院），他们为中国培养着各行业的人才，这其中包括西安交大的江应洛，清华的傅家骑，浙江大学的许春瑞、北京理工的洪宝华等。

    “这些都是我国第一批工程管理方面的专家，他们比我高一两班。”梁雄健说。

    “当时中央提出全部学习前苏联，我们学校学习的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邮电学院，每个系来了一名前苏联专家，我们系也来了一个，歌德格勒（音译）博士，当时兼邮电部部长的顾问，他原来是前苏联邮电部计划司的司长。”

    因为三名前苏联教授都要有研究生，梁雄健从上海交大电讯工程系毕业后就去了北京邮电学院的工程经济系。很快，工程经济系又来了两名前苏联专家，其中一位是彼得格勒设计院的院长，梁雄健开始接受彼得格勒设计院院长和歌德格勒博士两位教授的指导，研究方面偏向于技术经济，梁教授自认非常幸运。

    1957年，梁雄健就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但并没有立刻毕业。

    1958年5月，国家开始整风反右活动，梁雄健和他的同学们去了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3个月之后，梁雄健那批同学给邮电学院写信问，“我们什么时候毕业？”

    结果，作为回信，邮电学院9月份就把梁雄健等人调了回去，他们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批邮电系统管理方向的研究生。

    毕业后，梁雄健留在了学校。“那时邮电部刚刚成立，管理方面的人才确实非常缺乏，包括我们的很多老干部，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都急需提高，同时国家还希望加快对年轻人的培养，所以把我们第一批毕业生都留在了学校。当时的研究生毕业人数很少，只有三个。”

    北京邮电学院先后为部里（邮电部）培养了很多领导，各地方大部分电管局领导多出自邮电学院。比如有线系的吴基传，后来就曾任信产部的部长。

    首部邮电教材

    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等教育改革，完全按照前苏联模式调整国内大学的院系结构，进行文、理分校。正是在这次调整中，梁雄健离开同济大学去了上海交大。

    “我当时学的是电机工程专业，同济大学1953年以后就没有了这个专业。”梁雄健解释称。此时，国家各个部委按照前苏联模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学院，邮电部建立的是邮电学院。

    1953年，上海交大电信系与华南理工电信系合并成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对口部委是电子工业部，天津大学电信系与重庆大学电信系合并成立当时的北京邮电学院，对口部委是邮电部。

    当时的教材全部引进前苏联的，从《邮电经济学》到《电报组织管理》、《邮电统计学》等。“前苏联专家来给我们讲课，因为歌德格勒博士同时是邮电部部长的顾问，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授课时，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亲自编成了国内第一本教材，其他教材则引进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的教材。”

    1958年之后，前苏联专家撤走后，梁雄健们不得不自己编写教材。他们每个人都要到企业中呆上一段时间，以便了解情况，用了将近两年时间，编写了中国的《邮电经济学》、《电信组织管理》等教材，于是，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邮电学教材。

    吉通差点成了联通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各国的电信企业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都属于垄断性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都开始破除电信垄断，电信业开放，放松管制。当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拆分AT&T，AT&T拆分了所有的本地电话，诞生了很多小“贝尔”公司，同时AT&T公司的长途和市话业务也拆分了。

    1984年梁雄健去日本参加电信政策大会，听到了一种观点：是不是全球电信正在从垄断走向非垄断。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通信领域都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对于居民个人通信并不重视，电话的主要使用者多集中在国家部门、政府和学校中。1958年前后，上海市就曾拆掉所有的私人电话，此后个人安装电话一直非常紧张。

    梁雄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甚至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装一部电话也需要电信局长的条子。局级干部家里都很难装一部电话，一般只有首长级别才能装电话。清华大学到电话局的中继线只有两三根，经常掉线，1981~1982年打长途电话是要排队的，排两三个小时队等电话非常正常。”

    1988年左右，中央已经提出了电信改革的思路，当时的邮电部由部长带队，同时派出很多专家去美、日、西欧等国考察外国的电信业改革情况，梁雄健、阚凯力都参加了这次考察。回国后，梁雄健们便提交了一份电信改革方案的报告，里面也涉及所有制和经营权分开、股份制改革等问题，但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实现。

    当时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运营商（由电子工业部成立），即吉通，从时间上看，吉通要比联通成立的时间早，但吉通的业务很快转向了“三金工程”的建设，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对于无线通信技术采取了不发展的态度，因为它不保密，而把主要力量放在了有线通信，所以当时无线系毕业的学生就很难分配。但改革开放，移动通信的发展，无线人才缺乏表现得非常明显，国家不得不大力培养。中国移动通信的起步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而现在，3G、NGN的学习也成为梁雄健教授的一个重点。

    《第一财经日报》：2月3日，中电信表示希望与网通联合收购联通的一个移动网络，C网（CDMA网络）或者G网（GSM网络），您如何看待此事？

    梁雄健：从世界经验来看，一个公司搞两个不同的移动网络，网络很难兼容。这样的公司经营上将存在先天不足：两个网都要投资，而且是双重投资。盈利依靠G网，但投资都投向了C网，如果说G网是落后的，没有发展情有可原，但G网可以平滑演变到3G网络，而且质量并不比CDMA差，这就出现了冲突，怎么平衡两个网络的投资？联通应该卖掉其中的一个网络，收回的钱用于另一个网络的建设。

    同时运营两个网络，联通将面临日益尴尬的境况，卖得越晚将越麻烦。现在G网和C网很多功能设备是一样的，机房是共用的，怎么分拆将是一个麻烦。

    但从盈利角度来讲，也许联通卖得越晚越有可能收回投资，毕竟8000万的G网用户不是一个小数目。

    《第一财经日报》：电信南北分拆是否合理？

    梁雄健：电信分拆还是比较合理的，为中国保存了固网的两大势力。按照美国的方式，就不这样分拆。美国按照长途和本地的方式进行拆分，对长途网运营商来说，末端没有了，本地网也没有了长话线路，当本地网想做长途业务，长途网想做本地业务，就得进行并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电信市场近来并购不断的主要原因，这是竞争的一种表现。

    目前，国内流传的电信业“4合2”，“6合3”的方案也是一种拆分方式，这样合并后的公司什么都能运营，成为全业务运营商，有利于打破国内电信市场的垄断，优化产业结构。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看待电信法出台的问题？

    梁雄健：今年电信法应该可以出台，但电信法的出台确实牵涉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是电信监管机构应该归谁领导的问题，比如归国务院或者全国人大直接领导；其次，监管和行政合一合适不合适，是否应该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第三，通信广播的管理应不应该划归到电信法里，这里将涉及很多矛盾，比如重复建设和网络的管理等。

    个人观点是电信法应该由中央拍板，尽早出来，某些规定可以含糊一点，比如可以建立独立监管机构，但不提归谁领导。

    《第一财经日报》：年中发放3G牌照的可能性有多大？

    梁雄健：我们考虑3G牌照的发放，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3G在中国有没有市场，目前好多业务2.5G也可以做；另一个方面就是怎样看待我们国家的专利问题，在通信领域，我们国家基本没有什么专利，尽管我们提出了TD-SCDMA，但如果3G牌照早出台，移动、联通将不会采用TD标准，而中国不用TD标准，就不会再有其他国家使用。但另外一派意见是3G将能够给我们创造很多就业机会，3G将为我们提供主动权，从而带动很多产业的发展。

    市场到底有没有，从当时国际应用情况来看，3G运营做得好的基本还没有，只有日本DOCOMO，欧洲和美国的3G基本没有什么发展，目前2G的频带还是足够使用。个人观点，3G牌照没有必要发放得这么快。

    3G牌照年中发放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现在TD标准基本成熟，TD曾经面临的几大技术难题都已经克服，高速运动状态下的切换问题也已经解决，而刚开始使用时，TD只能在40公里的时速下进行无缝切换，现在已经达到了120公里；另一个是通信终端的瓶颈也已经基本克服。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看待当前的电信资费问题？

    梁雄健：电信的资费定价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电信本身的资费问题，包括各种产品的定价问题，一个是网间互联的资费结算问题，现在我们有多个运营商，运营商之间的资费怎么计算和结算需要首先解决。这也要涉及网间互联成本的估算问题。目前对于成本的估算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历史成本法、边际成本法、长期增量成本法等。国际电信联盟ITU推荐的是长期增量成本，但如何考核、界定依然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所以目前网间互联结算价还只是大致的估算，具体的价格主要还是通过两个运营商之间的谈判决定，但估算还是必须的，因为可以作为运营商之间的谈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