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风云激荡，三十年岁月沧桑
三十年大业初成，亦有艰难痛楚，困境隐藏
学术凝聚智慧，观念成就未来
2008 年1 月12 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聚首北大光华为中国改革的
命运反思、探索……
北大副校长张国有为本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致辞
未来的30 年中国将以强国屹立在世界上，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30 年是
什么特色，将由时间和时间去回答……
成思危：30 年改革成绩巨大 制度创新是核心
政府的宏观调控你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即不能违反价值规
律，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不能违反市场的竞争规律……
吴敬琏：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
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持续发展，不但是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
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
茅于轼：从制度演变看改革以来财富的创造
为什么一样的劳动数量、质量都一样，可是在富国钱就多，生活就好了？正
因为这样有很多的人希望移民到发达国家去……
厉以宁：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10 个问题
市场多么广大，全世界都羡慕我们这个市场，关键是只有通过城乡二元体制
改革我们将迎来一个灿烂的今后的发展的阶段……
林毅夫：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
我们在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暗含的假设放弃掉，来研究在我
们所讨论的这个现象，它背后的企业到底有晋升能力还是没有晋升能力？如果没
有晋升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去追问，他没有晋升能力的原因是么？……
周其仁：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继续改收益会非常大，从局部的渐进的权利的界定变成普遍的权利的界定，
变成尽最大的可能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要扩大经济自由，改革会把中
国比较可靠的从中低收入引向中等收入甚至引向高收入国家，但是动力在什么地
方？……
钱颖一：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经济
我们空前的繁荣让我们所有的官员、企业家，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感到自豪
和骄傲，但是同时也会为进一步的改革，是否有进一步的动力我们也感到忧
虑……

 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年份。

  在今年已经过去的8个多月里，举国悲恸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盛会等，都是如史诗般或悲壮或宏大的事件。这些事件本身，蕴藏着或惨烈或伟大的因子，为一个原本亦是普通的公元纪年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

  在2008年，还有一个事件，意义不同寻常。那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今年已经整整30个年头。从1978年到2008年，短短30年，浓缩的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而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漫长的数千年历史当中，这个最近过去的30年，汁味更显得醇厚而浓郁。

  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成就举世共睹。一个超过了10亿人口的国家从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走到今天的国力强盛，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奇迹。尽管，财富的增长存在区域性的不均衡，财富的分配难言十分公正与公平，“深水区”的改革仍待有效启动，但这些问题毕竟都是成长中的烦恼，没有人能够因为一些现实问题的存在而忽略30年的成就。

  当然，奇迹从来不会是凭空发生的。一个社会的进步，必然有其背后合乎规律的逻辑。英国作家爱德华·卢斯在惊讶于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时，力求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宗教中，抚触到印度转型与崛起的答案。中国改革与开放30年的转型与变迁，自然也有自己的规律，而这个规律与逻辑，包含了制度变迁、技术进步、自由贸易等基本的条件。

  为了对30年来的变革历史有一个系统性的梳理与思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十届光华新年论坛邀请了当下中国较具影响力的10名经济学家，他们对改革开放30年作了深刻的脑力激荡。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张维迎等名家齐聚一堂，共同思考，破解迷局。他们的演讲文章合在一起，便有了我们眼前的这本《中国改革30年》。

  这些经济学者中，有的曾担任过要职，如成思危，这位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学者，曾为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有的是改革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经历者、参与者，他们的理论，曾经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如有“吴市场”和“厉股份”之称的吴敬琏与厉以宁，均是宣扬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旗手；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身不在朝却心忧天下；钱颖一与陈志武，活跃在中国与西方学界之间，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新鲜的视角；林毅夫，周其仁，樊纲，张维迎等，则是中年经济学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者。

  诸位学者在北大光华论坛的演讲，既有对改革历史的回顾，亦有对改革得失的评价，更有对改革前程的展望。他们所演讲的题目，均是从帮助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角度展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存在哪些问题？渐进改革的逻辑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经济改革又该如何继续“挖潜”？归纳言之，中国改革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而改革又具有自上而下、渐进的、市场化取向等特点。

  通过诸位名家的思考，可以清楚地看到，30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在最为重要的层面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市场的主导日益加强；金融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概念越来越明晰——这些变化，彰显的是价值规律正在发挥突出的作用，制度变革本身释放出的能量，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成长受益匪浅。

  显然，这一场宏大的经济社会变革，不可能只有得，没有失，改革也远远没到终点——陈志武教授之所以风趣地提出“改革开放160年”，正是此意。顶尖学者济济一堂，在总结过往、赞美成就的同时，必然也会检讨失误。更重要的是，中国改革仍在路上，路还长，寻求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任务艰巨。

  未来改革的动力源自哪里，目标又在何处。诸位学者虽没有专门作答，但在其各自的讲演中，有多少皆有触及。如在成思危教授看来，改革已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有四个关系或矛盾需要认真处理，即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

  以法治，而非人治，来为中国改革事业护航，这是关乎改革成败的大事。尽管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已成共识，但抵达理想的法治国家彼岸，路途中仍充满艰辛；公平和效率之间，必然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公平和效率有时候是矛盾的，此消彼涨，有时候又是统一的。没有公平，难言更高的效率，而缺少了效率，公平也无法真正保证。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涉及政府的自我“革命”和行政体制的有效改革。而政府的“再造”，无疑将是未来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部分之一。

  10位经济学家在北大光华的演讲，似乎对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展开不够。我们知道，决定改革成败的力量，不仅仅是制度的创新，亦有配套于制度变革中的“软力量”，如相应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道德基础的脆弱，导致的不仅是知识界的悲观，更可能作用经济本身，导致经济改革失败，乃至崩溃（参考“延伸阅读”中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一个更加富饶的中国还需要更加完善的经济体系和市场道德规范。